家具是一种在家庭在室内使用的基本用具，自古有之。古，可以远朔至人类穴居时代的开始。对于今天来说，曾经对文化产生影响的家具，才具有某种需要回顾的意义。也就是说，在人类生活中，什么样的家具中曾经发生过什么故事，才是我们的注意点。　　所谓文化，一方面是指与家具关联的生活习俗、起居特点以及风俗礼仪。另外一面则是不同生产条件下的制作制造特点。这两者正如一个硬币的两面，从不同方向构成家具的基本大观，可以引导我们对其做进一步观察。
　　按照这个思路，如果从使用角度出发分析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发展阶段，即：低坐具与高坐具两个阶段。这两个阶段如果找两个代表，第一个阶段的代表是“席”，第二阶段的代表是“椅”。我们可以注意到，“xi”与“yi”都是同一个韵母，发音很相近，颇为有趣。
　　如果从使用材料的角度看，可以分为三段，即：多种材料阶段、少品种材料阶段、再到多种材料阶段。也就是说，集中到用木材做家具，只是一个阶段。从发展过程看，呈“之”字形，即“螺旋形”上升的发展过程，也有一定意味。
　　我们也可以不以常用的朝代列表为轴线索取，或者可以这样认为：朝代更迭与家具使用及制作没有明显的必然联系，家具使用与制作不是国家行政设置和文化主调，不会由于朝代变换而立即改变。
　　此外，可以看到，与家具使用制作紧密关联的，是不同部族、不同地区不同的生活习俗。是不同的习俗、气候决定了使用什么样的家具，再决定制作什么样的家具。因此，朝代轴可以作为竖轴发展的时间节点参考，而观察重心应该放在习俗研究上。当然，也并不忽视观念、文化对于家具的作用和影响。
　　鉴于中国历史上从未间断过的民族融合，家具也必然是融合过程中相互影响的产物，而不仅仅是儒家甚至包括加上释道文化的产物。这也是高坐具由来的线索，如果仔细挖掘，一定会找到湮灭的历史遗迹中，残存的世界文化以及民族流动某些脉络。
　　研究中国古代家具，还应该不能忽视历史上中外交流的作用。
　　中外交流就如同大洋与大陆上空的环流气层一样，从古至今从来没有中断过。陆地，主要是河西走廊到西域三十六国，过帕米尔高原到中亚南亚诸国，再进一步与中东及欧洲互动。海上，则主要是朝贡体系框架下形成的贸易圈，大致与郑和路线相仿。这也基本就是今天所指“一带一路”的范围。绝对不应该忽视古代交通下的互通，在中国大行其道的佛教，便是通过这两条途径进入。达摩到中国先是见梁武帝，是在南方的南朝，一言不合才一苇渡江到了北方，这显然是从海上来的可能性大。玄奘则的的确确走是陆地这条路线往返。
　　另外，应该看到，在中国历史上，家具制作从来不是一个独立门类，多种历史文献记述，皆是与建筑在一起的。也可以认为，中国历史上，由于使用材料的一致性，家具制作的木工与建筑制作的木工，基本就是一回事。
　　由于各种原因，历史上有关家具的文献并不多，即使有亦非独立记述。足以窥见家具历史上并没有到举足轻重的地位，虽然生活工作不可或缺，更多却还是依附。
　　洞观整个历史文化范围，低坐具所产生的影响可能要大于高坐具。但是，前远而后近，存有资料和距离远近，使我们往往更为容易较多地看到近处。这也往往是拟改变研究，却又感到力不从心之处。
　　对于某种款式家具，我们还应该关注的不只是外观形态特点，应该有其为什么出现、何时开始出现、由何地出现，这样一类的话题。就如同你是谁、从哪里来、到哪里去，那个永恒问题在这一领域的翻版。这肯定会徒然增加研究的难度。
　　研究中国家具历史演变，就是研究中国民俗史，是另一部中国的历史。